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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商会沉浮
日期: 2012-02-10
 尽管清代晋商号称“海内最富”,但大多数传统商人以长途贩运和票号经营为主业,很少投资近代工商业。

 1912年9月19日,卸任刚半年的中华民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赴晋考察,与山西政商各界名流合影留念,孙中山左侧是时年未满三十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右侧则是年过花甲的山西商会会长刘笃敬。

 当时阎锡山意气风发,乃是冉冉升起的民国军政新星,连孙中山都当面表扬“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阎锡山字百川)。身为一介商人,刘笃敬能与日后的“山西王”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

 群伦领袖

 孙中山此行,是以大总统袁世凯授予的全国铁路督办名义,巡查各省,为实现其中国大地上“修筑10万公里铁路”的宏伟蓝图作准备,而刘笃敬正是力主山西省内自建自营铁路的第一人。

 自1905年到1916年,作为后期晋商领袖,刘笃敬担任官方的山西商务局总办和民间的山西商会会长(1907年当选),执三晋工商界牛耳前后达11年,极力推动该省近代实业发展,《山西通史》卷六《人物志》称赞其“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刘笃敬,出身晋商平阳帮(即晋南临汾商人)四大家族之一、号称“刘百万”的南高刘家。光绪元年(1875年),他参加太原乡试考中举人,入京任刑部主事(相当于公检法部门的厅级干部),直到1899年,前后当了二十多年京官。

 在此期间,刘笃敬结交同为刑部主事的晋南老乡杨深秀,深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杨深秀慷慨赴义,成为“六君子”之一,年过五十的刘氏不惧受牵连的风险,亲到菜市口刑场为杨收尸,并护送回山西老家下葬。自此他无心回京做官,在家静观世事变化,等待复出时机。

 早在中举人之前,因父亲去世,刚刚二十出头的刘笃敬,即接管家业,此后大半辈子都是边做官,边经商。1901年,刘笃敬结识了洋务派重臣、曾任山西巡抚八年(1891~1899年)的胡聘之,受其启发,走上实业救国的探索之路。此后三年间,他先到日本,又转赴欧美,长时间实地考察西方国家的工商经济情况。回国不多时,即应邀出任山西商务局总办。

 南高刘家财雄势大,1896年山西商务局成立之初,就派人以绅董身份参与筹备,刘笃敬既是声望很高的返乡京官,又熟悉商务运作,出洋考察后更眼界大开,出任实际上是行政官员的商务局总办,统领山西商界,自是理所当然。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清廷下旨设立商部(3年后改为农工商部)以振兴商务,修订《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各地商人在大中城市乃至海外设立商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各省有据可查的总商会共34个,分商会616个。

 民间的山西商会,即在光绪末年成立。当时晋中祁(县)太(谷)平(遥)一带,仍是票号中心及富商大贾聚集之地,山西商会总部设在太谷城内,由祁太平帮绅士商人公推一人轮流担任会长,非资本丰厚及开办企业者,不能担任。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后,商会总部才迁到省会太原。刘笃敬以晋南平阳帮背景得以选为会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

 据史料记载,山西总商会除会长外,还有总办、会办4人,董事若干人,以及文牍、书记2人,负责处理全省日常商务事宜,包括调查省内商情,定期向商部汇报,商情与政令的上传下达,以及向商部申请公司的设立、商标的登记、产品的免税措施和申请专利权等。

 尽管清代晋商号称“海内最富”,但大多数传统商人以长途贩运和票号经营为主业,很少投资近代工商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沿海兴起“洋务运动”,大办资本主义实业的近30年后,1892年,地处内陆的山西才拥有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太原火柴局,再过了6年,山西地方政府又创办山西通省工艺局和山西机器局。

 以振兴实业和奖励工商业投资为宗旨的山西总商会成立后,大力扶持个体及民族工商业者,到辛亥革命前后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式企业陆续遍布山西全省,主要工业企业由原先的16家增至近百家,其中就有刘笃敬参股并执掌的保晋矿务公司(山西近代最大民营采煤企业,1906年成立),他集资约20万银元兴办的太原电灯公司(山西第一家电力企业,1909年成立),阎锡山亲属控制的晋华纺织公司(1919年成立),以及一大批面粉厂、火柴厂和纺织厂。省内产业工人,也由最初的数百人,激增到6万余人。

 三朝风雨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大动荡中,山西商会同仁并未置身事外,除积极参与“争矿运动”外,1908年8月,包括不少商会人士在内的山西立宪派代表赴京请愿,催促清廷尽快推行宪政。请愿团征集了两万多人签名,他们到达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在京山西籍官员驱车前往迎接,一时轰动京城。

 阎锡山治晋之时,曾多次到省内商会发表演讲,鼓励发展山西大商业,但又以投资公营实业为名,支持自己的亲信和部属巧取豪夺,不断蚕食民营工商业的生存空间,山西各地商会的功能和活力,反而大幅削弱。

 据民国期间曾出任太原商会理事长(即会长)的钱庄商人徐瑞楚回忆,1930年左右,根据阎锡山政府的规定,太原商会改称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以商号或工厂为会员单位,下设至少26个同业公会,如银钱业、纱布业、百货业、机器业、药材业等等。理事长自然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或为有实力的资本家,或为他们相中的代理人,对内能为企业排忧解难,对外则特别注重与地方政府和驻军巧妙周旋的手腕。

 徐瑞楚说,那些年工商联有两件最费周折的头等大事,一是应付政府要粮要款,因为差不多每年政府都会以各种名目向商界借钱,且通常只借不还;二是各种税务的交涉事宜。而到了国共三年内战爆发,商人最怕阎锡山征募“常备兵”,因为几乎所有符合年龄标准的“壮丁”都在劫难逃,要躲避一个兵役,至少需花500个袁大头(银元)。

 面对要粮要款,工商联的办法是以同业公会为单位,按户数多寡及业务范围、盈利状况等,各自分摊,期间商户免不了为负担多少互相争吵,负责人只能设法摆平。至于苛捐杂税太多,商户不堪重负之时,工商联也要据理力争,请求减免。当然,商人逃避重税的办法,过去和现在一样,就是做假账,真账一本自己看,假账一本应付政府税务官员,对此,夹在中间的工商联也无可奈何。

 但对各类政治势力渗透企业的企图,太原市工商联的态度倒是很鲜明的予以拒绝。如阎锡山1936年成立的“自强救国同志会”,要求不论什么单位都要设立分支部,国民党太原市党部也打算进驻商会,工商联负责人说:“商人只知发财,以后你们想干点买卖,我们大力帮忙,你们的组织不要建了。”直到共产党大军压境,阎锡山败走山西之日,太原市工商联里都没有“同志会”和国民党的人。

 据徐瑞楚忆述,民国时太原市工商联是个有钱的单位,每年各商号企业会员交纳的会费,除去开支尚有富余,一度坐拥房产200多间,银行存款数万元大洋,各处持有股金几十万元,在太原电灯公司、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和山西省银行等企业有数万元投资。

 内战后期,阎锡山实行“平民经济”,山西省及太原市私营工商实业,均被阎的官僚资本西北实业公司和“平民经济执行委员会”属下机构取代,中小商号企业纷纷关门倒闭,规模较大的工商资本则争相向外地流走。釜底抽薪,旧太原市工商联的好日子,至此走到了尽头。

 “自愿”退场

 1949年4月24日,阎锡山的五台县老乡徐向前率部攻克太原。受到战火波及,太原市面萧条,全城仅有700余户工商业者留人应付门面,不少同业公会名存实亡。同年11月,新政权成立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着手重整基层商业组织,以求尽快活跃经济。经过“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等一系列细致思想工作之后,到这一年年底,太原重新开门营业的商户(包括摊贩)超过6000户,同业公会也恢复至26家。

 据致力研究山西地方商会历史的学者任步奎介绍,1951年4月22日,新的太原市工商联正式成立。他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全市工商界开展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截至7月中旬,全市工业行业共认购战斗机一架,价款15亿元(旧人民币面值,1955年以1万兑1比率折换新人民币,下同),命名为“私营工业号”,商业行业共认购战斗机两架,价款30亿元,命名为“私营商业号”。在此前后几个月,他们又捐出慰劳款两笔合计8200多万元,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全市同业公会再度筹集慰问金2175万元。

 1956年元月,全国范围内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太原市工商联属下各同业公会分别成立了“公私合营行业小组”,据称一个多月内就完成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当时的政策方针是,动员“可有可无的一般商业“尽可能向工业转化,特别是行商、批发商等不利于国营经济主导的商户,更是重点转业对象,一时间,商户纷纷“自愿申请工业化”。

 太原全市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后,政企合一的专业局和国营专业公司相继成立,以商号会员为主的各同业公会成为一个空架子,遂于1957年下半年陆续解散。

 想当年刘笃敬再度出山执掌山西商务局和山西商会时,恐怕没有料到,经过半个世纪风吹雨打,这个曾经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机构,最终会落得如此结局。1920年,73岁的他病逝家中,其时传统晋商大势已去,而拥有多项实业投资的南高刘家,家业却仍然兴旺。直到抗战胜利前夕,这个历久不衰的大富之家毫无先兆地突然破产,旗下商号全部关闭,3000多亩土地悉数贱卖,原因至今成谜。有人猜测,遭逢乱世,前途未卜,刘家内部达成“有地不卖,终究是害”的一致共识,遂有意主动散尽家财,求得平安。

 果真是世事难料,祸福相依。据临汾市地方文化研究学者赵骧所述,解放后地方政府给南高村(今属襄汾县)村民认定家庭成分时,刘家因财产散尽,定成了“破产地主”,而当年贱买甚至没有掏钱就占了刘家几十亩地的佃户们,反而被视为“地主分子”,受尽批斗之苦。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1965年,中国农村大地上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曾经富甲一方的南高刘家,自然成为“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象。“四清”工作队组织南高村群众召开诉苦大会,控诉刘家欺压剥削群众的恶行。一位被点名发言的妇女说,我小时家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爸妈只好提篮子去刘家借,每次去了,总没有空手回来过。话音未落,工作队立即制止了她的发言。

 岂料接二连三发言的村民都声称,你们要我说实话还是说胡话?说实话就是,刘家出钱给我家老人送终,刘家给人看病抓药不要钱,或上刘家学堂不收学费,如此等等,诉苦会变成了感恩会。工作队尴尬万分,赶紧宣布散会了事。

 感谢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高春平对本文采写的支持

 今朝晋商何以重振?

 访全国晋商联盟主席、天津山西商会会长张世伦

 生于八年抗战最终胜利的那一天(1945年8月15日),自幼即随服役于国民党军队的父辈从山西晋城老家到天津,未几大陆政权更迭,父母匆匆远走海峡对岸,他则留在从商津门的亲戚家里,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长大成人。

 经过不堪回首的历次“运动”和文革浩劫,上世纪80年代,终以“自学成才,锐意改革,承包国企”而在企业界崭露头角,成为优秀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得到邓小平等历任领导人接见表彰。90年代初更“工而优则仕”,官至天津河东区副区长和人大副主任,2004年退休后,旋即出任天津山西商会会长,并发起组建全国晋商联盟,力图重振昔日的“天下第一商帮”。

 这就是张世伦的大半生,跌宕起伏,不乏传奇色彩。2012年新年伊始,在海河之滨的天津山西商会总部,这位年届67岁却老而弥坚的“带头大哥”,谈到了晋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经营报》:提起山西企业家,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煤老板”,在你看来,究竟这二三十年新一代晋商的主流力量何在?

 张世伦:山西“煤老板”名声在外,而且给人印象不太好,其实他们在山西民营企业中占比例不大,像我们天津山西商会600多家企业会员,真正的“煤老板”寥寥可数,所以他们并不能代表新晋商的主流。现在大家提得比较多的百度李彦宏、富士康郭台铭等,都是新一代晋商中的佼佼者,从事的又是新兴的互联网和电子科技产业,让人眼前一亮。但坦率说,做到类似规模和影响力的晋商还是偏少,我专门做过统计,近年来全国企业500强和民营企业500强里,山西企业能上榜的屈指可数,即使能上,大多也是资源型的国有企业。跟老一代晋商做长途贩运、做票号金融业登峰造极的辉煌相比,目前大多数晋商所从事的行业分布较散,单个企业实力较弱,除了采矿外,还真没有什么很鲜明的产业特色可言。

 《中国经营报》:以你多年从政从商的实际体验来说,在新的晋商企业家身上,老一代晋商血脉,哪些得到传承,哪里又发生了断裂?

 张世伦:早年我在工厂里搞技术出身,后来到区政府当领导,分管的是经济、金融、外贸、城建和房地产,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对老晋商几百年的历史只知道一个大概脉络,并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不过,我自小在晋商家庭长大,养父母家里开了一家做水果生意的货栈,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算盘就打得飞快,后来私营商业改造的改造,合营的合营,很多东西不复存在了,但儿时的深刻印象,如商家诚信守诺,精打细算,善待员工等等,伴随终生。7年前接手商会时,我花时间逐个走访了属下的100多家企业,老实说感觉非常失望,这些企业情况参差,普遍管理不善,跟我记忆中的晋商大不一样。前几年《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热播,让传统晋商头上有很多光环,我觉得山西各地政府和企业花大力气宣传过去的光荣无可厚非,但这些年晋商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浙商、苏商、粤商等沿海商帮,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和改变现状。

 《中国经营报》:你接手天津山西商会这几年,不仅会员企业数量增加了好几倍,商会的号召力和在全国商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主要的突破口在哪里?

 张世伦:最要紧的一点,是转变商会职能,整合企业资源。我刚上任时,整个商会连我一共就两个人,一间小办公室,企业主找上门来,无非就是看中我曾经当过区领导的身份,请托找人办些麻烦棘手,却往往跟企业经营发展本身没多大关系的事。我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几年的重点就是推动企业内合外联,转型升级,争取上新兴产业和大项目,实现规模化和高效率的投资,现在单个项目投资几亿甚至十几亿元的都不稀奇了,已经投产的项目收益也不错。你看今天我们商会扩大到12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团队增加到几十号人,没有属下会员企业的壮大发展,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才能有个坚实的平台,发起组织全国晋商联盟,为促进晋商复兴多做一点实事。

 《中国经营报》:听说天津山西商会是国内各大民间商会里第一个主动建立中共党支部的,而这些年你与商会一起获得了从地方到中央授予的很多荣誉,你不担心别人议论你借此“捞政治资本”吗?

 张世伦:我不仅在商会总部建立党支部,也要求属下会员企业都建立各自的党支部分部,这在全国民间商会里是绝无仅有的。有些商界同仁不理解,说咱们都是做生意的,想法赚钱就行了,花力气搞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我说这想法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最现实的问题是,严格来说,民间商会只是一个服务型机构,与会员企业之间联系相对松散,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商会和会员企业都成立党组织后,两级党支部之间就变成上下级的关系了,我说的话他们就得听,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从过去到现在,毋容讳言,无论做什么,都要“讲政治”,作为商人和商业群体,就更是如此。不明白这一点,何谈重振晋商,再造辉煌?(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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